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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批注版】无锡法院金融审判十大案例(2018年度)
发布日期:2019-8-10 来源于:admin

无锡法院金融审判十大案例(2018年度)


来源:微信公众号 利眼观察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89日 


 


【陈召利律师按】201987日上午,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和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市民中心二号楼联合召开了第五十次法治无锡建设新闻发布会。会上,市中级人民法院方海明专委围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得主题进行了新闻发布,介绍了全市两级法院过去一年金融审判工作方面的情况。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庭庭长陆晓燕就20172018年度无锡法院破产审判十大案例和2018年度金融审判十大案例向参会人员作了汇报,并对媒体代表所关心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注:个别案例的裁判观点,在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详见下文批注。】


 


2017-2018年,全市法院依法审结各类金融纠纷案件13374件,涉及诉讼标的额443亿元。市中院推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和信用卡纠纷的格式诉状及格式文书并普遍运用,创建要素式审判模式,大大提高了审判效率,节约了审判资源。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对企业互保联保可能引发的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深度调研,并提出了有效对策,相关调研报告得到市委主要领导的批示肯定。 


 


一、A公司诉B公司追偿权纠纷案


裁判要旨


在连带共同保证中,保证人是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对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向共同保证人中的任何一人主张权利,其效力及于其他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仅向部分连带保证人主张权利的,其他连带保证人不得以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向其主张权利免责。


【基本案情】


2014710日,钱某与B公司签订借款协议,约定B公司向钱某借款2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3月至20145月。A公司自愿对B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期限为至本息全部结清为止。同时,B公司与A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以B公司名下国有土地使用权为A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


2015630日,钱某诉B公司、郑某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法院调解出具民事调解书,双方达成如下协议:确认截至2015623日,B公司结欠钱某19670167元及截至2014930日利息350768元,B公司同意在2015728日前一次性归还上述本息;郑某等对B公司的付款承担连带责任。


20171231日后,A公司作为保证人先后偿付钱某1330万元。后A公司以其已为B公司代偿款项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B公司辩称A公司的保证责任已于20165月底就消灭了,此后的还款系其单方面自愿行为。


裁判结果


江阴市人民法院于2018710日作出(2018)苏0281民初6392号民事判决:一、B公司归还A公司代偿款1330万元,并支付利息;二、B公司赔偿A公司律师费损失44万元;三、A公司对B公司名下国有土地使用权按抵押顺序享有优先受偿权。宣判后B公司提起上诉,但未在指定期限内交纳诉讼费,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按撤回上诉处理。


裁判理由


江阴市人民法院认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本案中,A公司承担了相应的保证责任,有权要求B公司立即返还代偿款及利息。钱某虽未在保证期间内对A公司提起诉讼,但已对其他的连带保证人提起了诉讼,故A公司的保证责任并未消灭。


裁判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各保证人之间实际上处于连带债务人的地位,即各连带保证人负担的债务具有牵连性和同一性,债权人向任何一个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法律效果都及于其他保证人。连带共同保证的牵连性不仅体现在诉讼时效上,也体现在保证期间上。本案通过梳理连带保证责任人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确定各保证人应当对外承担的责任以及债权人仅向部分保证人主张权利时的效力也及于其他保证人的规则,对同类案件的审理具有指导价值。


 


【陈召利律师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已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向其他保证人行使追偿权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37号)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一人或者数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要求其他保证人清偿应当承担的份额,不受债权人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未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主张过保证责任的影响。据此同样可以得出结论,债权人仅向部分保证人主张权利时的效力也及于其他保证人。因此,在连带共同保证的情形,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向某保证人主张权利,并不意味着其当然不承担保证责任,还需要考察其是否向其他共同保证人主张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两个以上保证人对同一债务同时或者分别提供保证时,各保证人与债权人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应当认定为连带共同保证。因此,实践中,存在多个保证人的情形中,几乎均为连带共同保证。


需要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对于主债务人与连带保证人并不适用,本人曾专门著文予以阐述:《主债务与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时效中断关系之辨》】


 


二、A公司诉B公司、C公司、盛某等追偿权纠纷案


裁判要旨


主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银行向保证人主张要求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因没有偿还能力,第三人以关联组织的名义加入主债务人债务并向银行清偿债务后,原保证人又从该第三人处受让债权的,仅能向主债务人追偿,无权要求反担保人承担反担保责任。


【基本案情】


2012426日,甲银行与B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循环借款合同》,约定甲银行向B公司提供不超过1000万元的贷款。甲银行与保证人A公司、夏某、黄某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为B公司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3815日,C公司、盛某、D公司、王某、邵某与A公司签订《保证反担保合同》,约定C公司、盛某、D公司、王某、邵某在A公司为借款人B公司的上述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的基础上,向A公司提供反担保,担保范围为A公司向甲银行提供担保的范围以及A公司代偿后实现债权所发生的费用。20131015日,甲银行向B公司发放贷款1000万元。2014415日,借款到期,B公司不能偿还借款本息。


201562日,甲银行、E公司、B公司、A公司以及乙银行签订《协议书》,约定E公司自愿加入债务,乙银行向E公司提供贷款1000万元用于偿还B公司拖欠甲银行的借款;B公司结欠的利息106万元以及甲银行因诉讼发生的诉讼费50820元由A公司承担;E公司或A公司履行清偿义务后,B公司应按实际偿还的借款本金、利息、诉讼费、律师费数额等向E公司或A公司归还。2015629日,乙银行向E公司发放贷款1000万元。2015630日,E公司为B公司代偿借款本金1000万元,利息549180元。


20161020日,E公司与A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E公司将代偿债务产生的追偿权转让给A公司。20161112日,E公司向本案各被告邮寄通知函,告知债权转让的事实。


裁判结果


宜兴市人民法院于2018320日作出(2017)苏0282民初6666号民事判决:B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A公司归还代偿款项10549180元,支付利息损失900820元;驳回A公司对C公司、盛某、D公司、王某、邵某的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宜兴市人民法院认为,甲银行与B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B公司到期不能偿还借款本息,已属违约,甲银行与B公司、A公司、E公司签订协议,E公司作为共同债务人自愿加入债务,该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有拘束力。E公司向甲银行偿还了借款本金1000万元和549180元利息,取得对B公司的追偿权。E公司将该债权转让给A公司,A公司有权要求B公司向其清偿债务。B公司未及时清偿债务,应当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


反担保是对保证人将来承担保证责任后债务人无法向其清偿债务而提供的担保。根据反担保的性质,保证人应在向债权人履行保证义务后,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才可以要求反担保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A公司实际未向债权人甲银行承担保证责任,不能按照反担保合同和法律规定向C公司、盛某、D公司、王某、邵某主张反担保责任。


合同债权转让是合同债权人将其债权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行为,债权受让人受让的债权不能超过原债权人的权利范围。本案中A公司的权利来源于E公司,E公司的权利来源于《协议书》,根据《协议书》的约定,E公司系以债务加入人的身份为B公司清偿债务。E公司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对B公司享有追索代偿款的债权,但其与C公司、盛某、D公司、王某、邵某等人未签订保证合同,不享有担保债权。A公司从E公司受让债权,也仅限于请求B公司清偿债务。


裁判意义


债权人权利因其产生的法律基础不同而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包括权利所对应的义务主体、具体内容、行使后果等。如果债权人的权利系基于债权转让而取得,则其权利内涵为被转让债权的内涵。如果债权人权利系基于债权人的担保人身份,在承担了担保责任后取得了权利,则其权利内涵为担保法赋予其的所有权利,包括要求反担保人承担反担保责任。在债权转让中,判断某一债权人是否具有某一项权利时,应审查其权利的来源和基础。在金融法律关系中,债权转让、债务加入、提供担保、履行还款责任、履行担保责任均系不同的法律概念,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各不相同。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接受金融服务的企业或个人,在设立法律关系并履行义务时,应明确其不同的法律后果,从而选择合适的法律关系及对自己有利的履行方式,避免因对法律关系的混淆不清而影响自身权益。


 


【陈召利律师注:保证人如何有效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案中保证人的救济方式无疑是一个失败案例,因为决策失误导致反担保措施失去效用,令人遗憾。法治社会,事先进行法律可行性论证,应当成为企业重大决策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三、甲银行诉A公司、B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法人拟为债权人提供一般保证担保,但该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对外却签订连带保证担保合同。如果债权人对该越权行为明知,则该越权行为在法人与债权人之间不发生法律效力,但该法人仍应承担一般保证担保责任。


【基本案情】


201283日、813日,甲银行分别向A公司发放了贷款510万元、138万元。若干个人和法人为上述贷款提供担保,其中B公司与甲银行签订《保证合同》2份,为A公司和甲银行的上述贷款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上述贷款到期后,A公司未按约归还欠款,甲银行将A公司及相关担保人诉至法院。B公司辩称,甲银行下属支行与其形成会议纪要,明确其提供的是一般保证担保,而B公司提供给甲银行的董事会决议上也明确载明其提供一般保证担保,原法定代表人曹某某超越权限签订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甲银行对此是明知的,因此保证合同无效。甲银行称,会议纪要没有甲银行负责人的签字,也没有加盖公章,不代表甲银行的意思表示;B公司提供了一份对本案所涉贷款作一般保证担保的决议,但仅作一般保证担保不符合银行内部信贷担保要求,也未得到银行内部的认可和同意,但B公司工作人员未拿回该决议。后B公司与甲银行签订了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甲银行未要求B公司进一步提供董事会决议。


裁判结果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718日作出(2015)锡商初字第160号民事判决:A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甲银行借款本金648万元及利息;对A公司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上述债务时,B公司对A公司上述债务承担保证责任。


裁判理由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B公司与甲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本案中,在保证合同签订前,B公司已经与甲银行下属支行沟通,以会议纪要的方式表明了B公司为本案所涉贷款提供一般保证,在签订保证合同的同时B公司也向甲银行的工作人员提供了董事会决议,该决议载明董事会仅同意B公司提供一般保证,因此,B公司的真实意思为提供一般保证。其后,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某某签订的保证合同却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而非提供一般责任保证,违背了B公司真实意思,超越其权限范围,事后B公司未对曹某某的该越权行为予以追认。按照甲银行的陈述,该行经办人员也注意到了董事会决议是提供一般保证,甲银行也未要求B公司重新作出提供连带保证责任的董事会决议。因此,甲银行应当知道B公司的真实意思是提供一般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曹某某代表B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中关于承担连带责任的部分对B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应当以B公司的真实意思来确定B公司应承担的责任,即承担一般保证责任,保证合同中的其他与连带保证责任无关、一般保证也可适用的条款未超越曹某某的权限范围,应当认定有效。


裁判意义


法定代表人有权直接代表法人,从事一切与法人有关的活动,不需要法人另外授权,其行为后果直接归属于法人。但法人本身独立于法定代表人个人,法人的权力机构和意思形成机构均不是法定代表人个人,当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意志作出一定行为时,该行为为越权行为。一般情况下,相对人难以考察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是否越权,为保证交易安全、维护无过错方合法权益,法律仍认可法定代表人行为的效力,但在相对人是明知或应当明知法定代表人越权的情况下,不能认定为相对人具有善意,故不应当认可该越权行为效力。该裁判规则的确立有利于防止法定代表人滥用其身份损害法人利益或者谋取自身不当利益的行为。


 


【陈召利律师注:人民法院在判断公司对外担保效力时,越来越强调债权人的审查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刚刚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征求意见稿)18条规定,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从体系解释的角度而言,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自然构成无权代表,应适用《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来认定担保合同的效力。因此,作为债权人,不仅要审查有无决议,更要审查决议内容与担保合同约定是否一致,以免影响担保合同的效力。】


 


四、B公司诉A公司、蒋某等保证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破产止息为破产程序中特殊的债务清偿规则,而非债务计算规则。债务人破产后,各保证人仍需按照合同约定对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申请之后的利息等主债务承担保证责任。


 


【陈召利律师注:破产企业的停止计息的效力是否及于保证人,司法实践存在争议,本人曾专门著文予以阐述:《最高法主债务人破产后,主债权停止计息的效力及于保证》。据我所知,目前无锡市两级法院的倾向性意见同本案例的裁判意见一致。】


 


【基本案情】


20147月,某铜业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3份远期信用证,款项共计6090041.08美元,并由A公司、蒋某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信用证到期后,某铜业公司未按约支付信用证款项导致银行对外垫款。201512月,银行与B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相关债权转让给B公司。20165月,宜兴市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受理B公司对某铜业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就案涉债务,B公司向管理人依法申报债权,但尚未获得清偿。B公司诉请要求A公司、蒋某等对某铜业公司欠款6090041.08美元及利息(以相应本金为基数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约定利率计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裁判结果


宜兴市人民法院于2018514日作出(2017)苏0282民初11777号民事判决:A公司、蒋某等对某铜业公司结欠B公司垫付款本金6090041.08美元及利息(以相应本金为基数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约定利率计算)在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裁判理由


宜兴市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银行将案涉主债权及从权利转让给B公司,A公司、蒋某仍应根据保证合同的约定对某铜业公司的信用证垫付款本息债务在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对于B公司的诉请予以支持。因债务人某铜业公司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期间如B公司获得清偿,A公司、蒋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债务中应扣除B公司在破产程序中获得清偿的部分。


裁判意义


破产程序是概括执行程序,其中《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其目的是通过强制调整破产程序中能够予以清偿的债权额,进而调整全体债权人之间的关系,保障破产案件的实质公平。该规定确认了主债务在破产程序中的特殊清偿规则而非计算规则。虽然对于破产案件受理后主债务发生的利息部分主债务人不再清偿,但该主债务金额仍应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延续计算后续利息。据此,保证人继续依照担保法等法律规定承担债务人破产后的利息,并未加重保证人责任承担,亦保障了担保制度立法初衷的实现。


 


五、A公司诉B公司、赵某某保理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保理银行以应收账款转让为前提,与债权人签订保理合同,双方构成保理合同法律关系。在有追索权的保理中,保理银行依约支付保理融资款后,未能在约定的期限内收到保理回款,有权向债权人行使追索权。债权人向保理银行归还保理融资款、利息和相关费用后,保理银行应依约将应收账款及其项下的权利返还给债权人,债权人重新取得应收账款项下对债务人的权利。


【基本案情】


20141024日,B公司与A公司等四家公司签订《项目机电工程设备与服务总供应合同》,约定由A公司等四家公司以实际参与的总供应额的80%向保理银行办理保理融资,在保理银行同意后,将该部分对B公司的应收款转让给保理银行,A公司等四家公司主要以赊销参与本项目,B公司承担相应的利息及费用,A公司等四家公司将大部分的赊销以申请保理融资的方式转让给保理银行,由B公司根据与A公司等四家公司及保理银行签订的《保理业务协议》进行结算并支付。20141029日,A公司与B公司签订协议,约定由A公司采购设备,金额为1550万元,其中设备款的80%1240万元作为赊销款,赊销款按照年利率7.3%计算利息,管理费155万元,总价款17955200元。双方同意将80%的货款计1240万元向银行申请保理融资,由B公司于2015121日前支付给保理融资银行执行账户。20141029日,A公司与C公司签订《项目设备采购协议》,约定:A公司受B公司委托,代为向C公司采购设备,金额为1550万元。上述合同签订后,A公司根据B公司的付款通知书向C公司共计支付货款14725000元。


20141229日,A公司与甲银行签订了《国内保理合同(有追索权)》,约定由A公司向甲银行转让应收账款,甲银行向A公司支付融资款作为转让价款,融资款项交割后,相应应收账款的全部权利转让给甲银行;应收账款到期后,应收账款还款账户中资金不足银行收款金额及利息的,A公司须完成回购。


应收账款期限届满后,B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保理银行向A公司追索,A公司于20151221日向保理银行代偿22707576元,后A公司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于201741日作出(2016)苏0206民初578号民事判决:一、B公司支付A公司设备款1240万元及利息(按照年利率7.3%计算);二、驳回A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B公司对上述判决提起上诉,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1210日作出(2017)苏02民终398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两级法院认为,根据A公司与B公司签订的协议以及A公司与甲银行签订的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A公司与B公司均同意将80%的设备款即1240万元由A公司办理保理融资,由B公司在履行期限届满后向甲银行支付设备融资款及利息,并将A公司对B公司的应收账款转让给甲银行。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B公司未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向甲银行支付融资款及利息,甲银行则根据保理合同的约定向A公司追索已付融资款项及利息,A公司被追索后又回购了之前转让给甲银行的应收账款,故A公司有权要求B公司支付设备款1240万元及利息。


裁判意义


保理是近几年发展较快的金融创新产品,其本质是以应收账款转让为前提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保理合同法律关系有别于借款合同关系,双方建立保理法律关系的前提是债权人将应收账款及其项下权利转让给保理商,由保理商取代原债权人成为应收账款项下新的债权人,应收账款项下债务人的还款是保理商收回保理融资款的主要来源。如果保理商与债权人签订的是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在应收账款到期后债务人不履行其付款义务的,保理商有权向债权人行使追索权。意即,在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关系中,债权人负有对应收账款回购义务,回购义务履行完毕前,保理商仍有权收取债务人支付的应收账款;在债权人履行回购义务后,保理商应将应收账款及其项下权利全部返还债权人,由债权人继续对债务人主张权利。


 


【陈召利律师按:《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规定,按照商业银行在债务人破产、无理拖欠或无法偿付应收账款时,是否可以向债权人反转让应收账款、要求债权人回购应收账款或归还融资,分为有追索权保理和无追索权保理。有追索权保理是指在应收账款到期无法从债务人处收回时,商业银行可以向债权人反转让应收账款、要求债权人回购应收账款或归还融资。有追索权保理又称回购型保理。无追索权保理是指应收账款在无商业纠纷等情况下无法得到清偿的,由商业银行承担应收账款的坏账风险。无追索权保理又称买断型保理。实践中,通常约定为有追索权保理,转让应收账款主要表现为让与担保的性质。本案较为清晰地释明了有追索权保理中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六、A公司诉甲银行银行结算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凡使用正确的身份识别标识和身份认证方式进入网上银行电子银行系统使用电子银行服务的均应视为客户本人所为,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为该项交易的合同有效凭证。在一般情况下,按照上述方式进行的交易操作均应当认定为客户的授权行为。


【基本案情】


2010630日,国家信息基数安全研究中心出具《甲银行BOCNET网上银行系统安全评估意见》,载明甲银行BOCNET网上银行系统具有较高的整体安全性,网银客户在正确使用BOCNET网上银行系统的情况下,网银交易的安全性可以得到有效保障。


2011425日,A公司在甲银行开通网上银行服务,A公司在申请表的客户确认栏盖章确认以下内容:已经了解并同意遵守《甲银行电子银行章程》、《网上银行企业服务业务规则》及相关协议;已领取动态口令牌E-Token2个。


2013112013时,A公司通过IP121.238.93.69的电脑登录网上银行对外转账91300元。20分钟后,A公司网上银行在IP58.22.113.110的电脑登录,向吴某转账稿费、演出费等劳务2500元和17万元。


A公司陈述,20131120日对外转账91300元系正常操作,IP地址是A公司所属电脑,而向吴某转账的172500元不是A公司的操作,IP地址与之前的完全不同(IP属福建某地),两次操作间隔20分钟,A公司不可能在20分钟内从无锡赶到福建,系网上银行存在漏洞,导致A公司的银行存款被非法转出。


案涉网上银行的使用方法为:1.操作员1在甲银行网上银行官网上输入自己的用户名、密码以及动态口令登录网上银行系统;2.操作员1填写转账金额及收款帐户后退出网上银行系统;3.操作员2输入自己的用户名、密码以及动态口令登录网上银行系统;4.操作员2核对转帐信息后再次输入动态口令确认转账。其中,操作员12每人都有自己的用户名、密码以及动态口令牌,动态口令牌的6位密码每30秒变换一次。


甲银行提供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出具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载明兹证明甲银行信息中心建立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符合GB/T22080-2008/IS0/IEC 27001:2005及适用性声明(20139111.2版),认证范围为甲银行信息中心为甲银行提供的生产信息系统(含灾备系统)运营支持服务、前端支持服务所进行的信息安全管理。颁证日期为20131030日,有效期至20161029


裁判结果


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于2016128日作出(2015)惠商初字第629号民事判决:驳回A公司的诉讼请求。A公司对前述判决提起上诉,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628日作出(2017)02民终152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两级法院认为,本案系因网上银行支付引发的纠纷,网上银行由于虚拟化、数字化、信息化等特点,省略了交易双方面对面交流的环节,传统的签名、盖章等认证形式无法再适用,采用有效的方式确认交易双方的身份、资格等成为网上银行交易安全保障义务的重要内容。本案中,双方一致确认系通过两个不同的操作员前后输入不同的用户名、密码以及每30秒变换一次的动态密码作为身份识别方式,A公司也在开通网上银行服务时,对甲银行告知的凡使用正确的客户身份识别标识和身份认证方式进入甲银行电子银行系统使用电子银行服务的均视为客户本人所为,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为该项交易的合同有效凭证的内容表示遵守,故在一般情况下,按照上述方式进行的交易操作均应当认定为系经过A公司授权之行为。现A公司以20131120日向吴某转账的172500元的两笔交易均通过福建某地IP地址的电脑所操作,客观上不可能由A公司所为来证明上述两笔交易系第三人盗刷,未得到A公司授权。因网上银行支付不需要信用卡等物理介质,故并不排除得到授权的异地操作,A公司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争议款项系第三人盗刷,A公司存在实际损失,且甲银行也已就其行所提供的网上银行服务系统的安全性进行了举证。故对A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意义


随着科技的发展,支付手段日新月异,给大众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纠纷。对银行而言,由于网上银行操作均通过数据传输完成,银行在提供此类服务时,需要提示和告知客户妥善保管身份识别标识和身份认证信息或工具,并进行风险提示。对客户而言,客户在妥善保管身份识别标识和身份认证信息或工具时,还应审慎登录电子银行系统,如发现登录页面或其他操作环节异样即应停止操作。对法院而言,法院在处理网上银行支付引发的纠纷时,在银行举证了其电子支付安全性的有效证据的前提下,应认定使用正确的身份识别标识和身份认证方式进入网上银行电子银行系统使用电子银行服务的行为为客户本人或其授权人所为。


 


【陈召利律师注:储户的银行账户内款项被盗,在储户与商业银行之间如何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不同案例的裁判尺度不一(存款被盗刷冒领?以下情形银行应当赔偿!),不无疑问。近年来,银行卡被盗刷、电子银行账户被盗事件频发,很多情况涉及第三方犯罪活动,电子支付安全性不断受到挑战。现代科技技术为商业银行识别储户的身份认定提供了更多手段(如指纹、人脸识别),商业银行应当不断及时升级完善安全保障措施,切实履行对储户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于储户而言,发现盗刷情况应当立即报警,就近进行一笔银行交易以锁定个人位置及其实际持有身份识别工具,未授权他人使用。】


 


七、刘某某与甲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保险人签发保险单是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的法定义务,保险单应当诚信地体现订约过程中双方已达成的合意内容,除非保险人能举证证明保险单与保险条款相抵触的内容得到了投保人的明示同意,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


【基本案情】


1997315日,刘某某向甲保险公司投保88型终身保险。投保单载明:投保人(被保险人)为刘某某,受益人为马某某、刘某。保险期限自199731612时起,缴费期为20年,缴费方式为年缴。保险费为40480元,加费为3000元,合计43480元。投保人声明处记载:兹向贵公司投保上述保险,对保险条款的各项规定均已了解并同意遵守,且投保单所填各项及健康告知均属真实,如有隐瞒或与事实不符,贵公司可依法解除本保险合同。投保人(被保险人)签名处由刘某某签字。1997416日,甲保险公司签发了保险单,并交付了保险条款,保险单载明:缴费期为20年,缴费方式为年缴。保险费为40480元,加费为3000元,合计43480元。保险份数为80份,普通保险金额为80万元,生存保险金额为809600元。保险条款第七条约定,本保险每份保险单的普通保险金额为1万元,缴费期满生存保险金为累计缴纳保险费额。第八条第6款约定,被保险人生存至缴费期满的保险单年生效对应日,保险人给付生存保险金,保险责任继续有效。刘某某按约缴纳保费20年,每年缴费金额为43480元,共计缴纳保费为869600元。201741日,甲保险公司向刘某某给付生存保险金809600元。后双方对应给付生存保险金是809600元还是869600元发生争议。


裁判结果


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于201787日作出(2017)苏0211民初3030号民事判决:甲保险公司给付刘某某生存保险金6万元。甲保险公司提起上诉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130日作出(2017)苏02民终554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两级法院认为,刘某某与甲保险公司订立的88型终身保险,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真实有效,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应当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当事人也可以约定采用其他书面形式载明合同内容。由此可见,保险单作为保险合同内容的载体,应当按订约过程中双方已达成的合意内容载明合同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本案中,从投保单反映的订约过程可见,双方未就生存保险金金额进行明确,仅就保险条款进行告知和说明,而按照保险条款约定,缴费期满生存保险金为累计缴纳保险费额。但甲保险公司以出具记载有不同内容保险单的方式单方变更了双方已商定的合同内容,即减少生存保险金金额为809600元,并未得到刘某某的明示同意,对刘某某没有法律约束力。故甲保险公司还应按照保险条款的约定支付刘某某生存保险金6万元。


裁判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了保险合同中记载内容不一致的认定规则,包括投保单与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不一致、非格式条款与格式条款不一致、保险凭证记载的时间不同、保险凭证存在手写和打印两种方式。前述认定规则均体现了保险合同内容须经当事人合意的法理。虽然该司法解释未规定保险单与保险条款不一致时如何认定,但前述规则的内在法理亦可以作为判断依据。保险条款系投保人所选择投保险种的具体合同内容,自保险人承保后即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保险单则系由甲保险公司单方出具给投保人的保险凭证,其内容应当体现订约过程中双方已达成的合意内容,除非保险人能举证证明保险单与保险条款相抵触的记载得到了投保人的明示同意,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


 


【陈召利律师注: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内容,必须与保险合同的约定保持一致,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


 


八、A公司诉甲保险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团体意外伤害险是人身保险,系雇员因意外伤害受到人身损害时能获得保险赔偿的险种,受益人为雇员。因此虽然公司对员工已经承担了赔偿责任,但仍只能由雇员向甲保险公司主张保险赔偿。


【基本案情】


2017427日,A公司与甲保险公司签订团体意外伤害和医疗保险,其中意外身故残疾保险金额50万元;被保险人为A公司的28名员工(含杨某);受益人为被保险人。团体意外伤害险的保险责任为,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天内因该意外伤害身故的,保险人按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对该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201765日,杨某在A公司车间工作时晕倒,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死亡原因为心源性休克。经江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杨某的死亡为工伤,A公司已按劳动仲裁部门委员会调解的协议赔偿杨某家属全部损失495000元。


A公司提供授权委托书,载明杨某妻、子为杨某的受益人,委托A公司作为代理人提出理赔申请、协商确定理赔金额、签订理赔协议、领取保险金。A公司向甲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被拒,A公司遂诉至法院。甲保险公司提出团体意外伤害保险金受益人是法定继承人,A公司无权主张意外身故保险金,主体不适格,请求法院驳回A公司的诉讼请求。


裁判结果


江阴市人民法院于2018518日作出(2018)苏0281民初3054号民事判决:驳回A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双方均未在上诉期内提起上诉。


裁判理由


江阴市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被保险人死亡后,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本案中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杨某,现在杨某死亡,没有指定受益人,保险金应作为杨某的遗产,由杨某的继承人享有。A公司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不能证明杨某的继承人已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A公司,故A公司在本案中尚未取得向甲保险公司主张保险金的权利。


裁判意义


本案中,A公司混淆了雇主责任险和团体意外伤害险的概念和作用。团体意外伤害险投保人多为企业,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均是公司员工,员工发生意外伤害险理赔情形时,企业无权依据团体意外伤害险主张给付保险金;团体意外伤害险通常是作为企业为员工提供的福利,可以使员工在遭受意外伤害时得到更多的补偿,体现企业对员工的人文关怀,但该险种对企业分散自身风险的意义不大。雇主责任险属财产保险,保险标的是企业对员工的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是企业,企业在对员工进行赔偿后,有权依据其投保的雇主责任险要求保险公司赔偿。如果企业要分散其在员工受到损害时对员工的赔偿责任,则应投保雇主责任险,而非团体意外伤害险。


苏南地区民营经济发达,但是很多小微企业管理能力有限,没有充分认识到保险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作用。一些企业虽意识到了保险分散风险的功能,但对保险险种缺乏了解,投保时过于依赖保险业务员的推销,而未仔细阅读保险条款,未充分考虑自己的投保目的、理赔范围、免责条款等。保险合同作为最大诚信合同,保险公司业务员在推销保险产品时应当主动向企业充分介绍保险产品的种类、保障风险及免赔条款等,切实保障企业购买保险的预期利益得以实现。


 


【陈召利律师注:许多用人单位为了转移用工风险,为员工购买保险,但混淆了员工团体意外伤害险与雇主责任险。为了转移用工风险,用人单位应当应购买雇主责任险,而非为员工购买团体意外伤害险。】


 


九、于某某诉甲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最大诚信原则作为保险合同关系的重要原则,贯穿于合同订立及履行的全过程,尤其在保险理赔环节。对于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主体的保险,被保险人申请理赔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应结合具体情况,从保险公司应最大诚信地保障被保险人理赔权的角度来确定。


【基本案情】


于某某系A公司员工。20101231日,A公司为其公司992名员工及家属投保绿洲住院绿洲门诊团体重疾2007”等险种,保险期限自201111日至20111231日,其中团体重疾险的保险金额为20万元,被保险人为公司的员工(包括于某某)。在《团体人身保险投保单》中的投保人声明处载明:该投保单项下的所有被保险人均已知悉投保的保险相关事宜。A公司作为投保单位在落款处加盖公章。


2011411日,于某某至医院就诊,医院于同月15日出具病理检查报告,诊断结果为右侧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同月18日于某某的出院记录中出院诊断记载为:“1、右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2、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


后于某某分别于同年513日、523日、620日、818日、1129日填写团体险理赔申请书,并提交出院记录、检查报告单、病历及医药费收据等材料,要求理赔住院及门诊费用,金额合计为5794.57元。


于某某于201711月听公司其他同事提及时得知,除了住院和门诊费用保险外,A公司还为其投保了团体重疾险,故其于20171222日通过A公司向甲保险公司递交理赔申请材料,申请理赔团体重疾险保险金20万元。甲保险公司于2018116日出具个人理赔结案通知书,认为于某某在2011年就已确诊,但直到2017年底才提出理赔申请,已经超过两年索赔时效,拒绝给付保险金。于某某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甲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2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诉讼中,关于有无告知员工投保事宜,A公司拒绝向法院说明。


裁判结果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于2018724日作出(2018)苏0213民初2777号民事判决:甲保险公司给付于某某保险金2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已经生效。


裁判理由


两级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本案于某某的理赔申请应未超过诉讼时效。1.于某某在2011年向甲保险公司理赔医疗费时,理赔材料中出院记录已载明其患右侧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甲保险公司明知A公司为于某某投保了团体重疾险,在知晓其患癌事实可能符合团体重疾险的理赔条件时,却未向于某某提示或告知,甲保险公司的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2.于某某于20114月经医院确诊患右侧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如其明知A公司为其投保了团体重疾险而不向甲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该重疾险项下的20万元保险金,而仅申请理赔5794.57元的住院及门诊费用,与常理不符,故其不知A公司为其投保团体重疾险存在高度盖然性。3.诉讼时效的适用宜采取从宽原则,A公司虽在投保书中声明投保单项下的所有被保险人均已知悉投保保险的相关事宜,但不足以证明于某某已知晓,且于某某对此予以否认,现无证据证明于某某2011年就已知晓。于某某于2011年被确诊,但出院后一直在服药,疾病处于持续状态,至2017年知晓所投保的险种时方才知晓构成保险事故,两年诉讼时效应当自此时开始计算。综上,于某某所患疾病属于团体重疾险的保险责任范围,其理赔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甲保险公司应当给付保险金。


裁判意义


企业为其员工投保团体险的形式较为常见,但是否将所投保的险种和理赔条件明确向员工进行公示告知却不尽然。当员工未及时向保险公司理赔,且企业是否向员工告知投保事宜难以查清时,诉讼时效起算点的认定应当遵从最大诚信原则。根据最大诚信原则的要求,投保人、被保险人应向保险公司尽到最大诚信的告知义务,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保险公司在理赔时也应向被保险人尽到最大诚信义务。本案中,甲保险公司在明知被保险人患有属于理赔范围的疾病时却视而不见,并未进行提醒告知,明显有违最大诚信原则。


 


【陈召利律师注: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主要在于惩罚权利上的睡眠者,保护债务人和第三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和交易安全。司法实践中,诉讼时效诉讼时效的适用宜采取从宽原则。


 


十、X公司诉甲银行、H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案


裁判要旨


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票人以背书连续证明其票据权利;背书连续是指在票据转让中,转让票据的背书人与受让票据的被背书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依次前后衔接,并不要求背书人与被背书人之间有直接的交易关系。基础法律关系之间的抗辩仅存在于票据直接前后手之间,其他票据债务人无权以此对抗合法持票人。票据被司法机关冻结的,不影响合法持票人的票据权利,票据债务人无权以此为由拒付票据款。


【基本案情】


20161222日,G公司开具7张银行承兑汇票,收款人均为R公司,到期日均为2017322日,出票金额共计329万元,甲银行在该7张汇票上签章承兑。上述票据经R公司、H公司、X公司依次背书。到期日前,X公司于20161226日、1227日背书乙银行以委托该银行向甲银行收款。201739日,甲银行以该银承已挂失止付为由拒绝付款。乙银行遂向X公司追索,X公司于2017314日向乙银行支付329万元票据款后取回上述7张汇票。


2017123日,G公司作为出票人向甲银行就案涉票据申请挂失。法院因G公司诉R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裁定冻结R公司的银行存款340万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并于2017125日向甲银行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事项为暂停兑付案涉票据。2017120日,公安机关对G公司举报R公司法定代表人余某某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公安机关分别于201739日、321日向甲银行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要求甲银行立即停止兑付案涉7张银行承兑汇票,并冻结犯罪嫌疑人余某某的案涉7张汇票(冻结金额329万元)。甲银行遂据此拒绝向委托收款人乙银行付款。


案涉汇票系X公司的实际经营人周某某以收取钢材预付款的名义从H公司取得,H公司又系从朱某某处借得案涉票据,而朱某某又于20161223日通过票据贴现方式向公司法定代表人余某某支付贴现款320万元取得案涉汇票。


现案涉票据持票人X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承兑人甲银行及背书人H公司连带向其支付承兑汇票款329万元。


裁判结果


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于2017424日作出(2017)0211民初2680号民事判决:甲银行、H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连带给付X公司汇票款329万元。甲银行提起上诉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926日作出(2018)苏02民终236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两级法院认为,X公司系案涉汇票的合法持票人,有权行使票据权利,甲银行无权以法院及公安机关对汇票的冻结行为拒绝向持票人支付票据款。首先,X公司持有票据且票据背书连续,其依法享有票据权利。《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根据《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背书连续是指在票据转让中,转让汇票的背书人与受让汇票的被背书人在汇票上的签章依次前后衔接,仅仅指向背书人与被背书人签章衔接这一形式要求,并不要求背书人与被背书人之间有直接的交易关系。据此,X公司以持有案涉汇票证明其票据权利,在案涉汇票背书连续的情况下,且票据债务人不能举证证明X公司存在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情形的情况下,X公司依法享有票据追索权。其次,基础法律关系之间的抗辩仅存在于票据直接前后手之间,其他票据债务人无权以此对抗合法持票人。《票据法》第十三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据此,X公司与H公司之间交易关系是否真实、履行中有无瑕疵,也只能由H公司向X公司提出抗辩,不能成为其他票据债务人的抗辩事由。再次,司法机关对案涉票据的冻结行为不是承兑银行拒付票款的正当理由。如前所述,X公司系案涉汇票的合法持票人,依法享有票据权利。虽然案涉汇票被公安机关采取了冻结措施,但因票据的无因性、文义性、要式性等特点决定了汇票的冻结并不能阻止汇票在市场上继续流通,因此票据也不会因被冻结而失去效力。故甲银行以案涉汇票被公安机关冻结而拒绝付款,违反了票据的无因性等特征,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如甲银行认为前述冻结行为有误,导致其产生损失,其可另行向相关单位主张权利。


裁判意义


票据是市场交易的重要支付手段,当前与票据相关的交易活动非常活跃,但是由于各市场主体混淆票据法律关系与基础法律关系,在与前后手发生纠纷时,票据当事人通常采取刑事报案或者民事公示催告程序,并申请公安机关或法院对案涉票据进行冻结的方式寻求救济,导致最后一手合法持票人无法获得票据款,引发大量纠纷。因此,正确理解票据法律关系中各主体的权利,有助于最大程度发挥票据作为市场流通手段的价值。


对票据债务人而言,一方面,在选择交易对象时应严格审查其资质和能力,合理控制经营风险;另一方面,在与票据的直接前后手发生纠纷时,要寻求正当且有效的救济途径,否则不但无法维护自身权利,可能还会导致损失进一步扩大,如票据款的利息损失、提示付款费用、被诉的诉讼费及律师费、损害赔偿责任等。其中,作为付款人或者承兑人的银行而言,如果持票人提示付款,审查重点在于持票人是否为合法持票人、票据是否真实、背书是否连续、各记载事项是否齐全等,司法机关的冻结行为不是拒付票据款的正当理由。对司法机关而言,因票据具有流通性,司法机关对票据的保全行为,应当尽量以扣押票据本身的形式完成,否则可能存在因保全措施错误损害合法持票人的权利而导致赔偿的情形发生。


 


【陈召利律师注:江苏高院民二庭于2013731日发布的关于当前商事审判若干问题的解》(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但票据的私人贴现或买卖,并非不给付对价,也不违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而且贴现或买卖本质上也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也是一种真实的交易关系,没有法律规定将其排除在基础关系的范围之外。因此,只要持票人出示合法持有并签章的票据,票据上记载的前后手之间背书连续,前手就应当向后手承担票据责任,不能以后手不能证明其与票据上记载的前手之间存在真实交易关系为由,对抗后手的票据权利。如果票据义务人认为持票人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证明持票人系非法、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票据。在不能证明的情况下,只能推定持票人是合法取得票据。本案例的裁判意见与上述解答的精神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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